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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转入高质量经济发展轨道
  • 发布时间:20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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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经济下行压力的减弱和公众对经济增长容忍度的提高,目前正处于化解积累的泡沫和风险、解决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

    淡化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注正成为一种宏观经济评估趋势。经济学家认为2018年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年,但随之而来的是问题。如何建立新的宏观经济评价体系和指标?2017年底,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并给出了新的答案。

    中共十八大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1%,打破了各界对“硬着陆”的担忧。处理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的阶段已经安全通过。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2017年交出超过预期的成绩单。

    现在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第一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关键一年,2018年这一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年将如何开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经济转折点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高质量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朱宝良表达了许多受访专家的意见:“世界经济的改善给了我们喘息的空间。未来三年,我们不必太担心外部需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窗。不要错过。”我们要充分利用三年窗口期,加大解决宏观机制问题的力度。

    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6.9%,高于2016年的6.7%和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在描述2017年增长率时认为,“经济运行仍在合理范围内,四大宏观指标稳定、中等、良好,优于预期。”《财经》记者采访的许多受访者都使用了“超出预期”一词。6.9%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连续10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的范围内。中国经济已经稳定下来,不会继续下滑,但会略有回升,并已达到水平“升”阶段。

    但过去两三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泡沫和风险积累了起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经济下行压力的减弱和公众对经济增长容忍度的提高,目前正处于化解积累的泡沫和风险、解决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繁荣监测中心副主任潘程健警告说,“人们常说‘超出预期’表明在意想不到的因素中,我们喜出望外,忧心忡忡。这需要明确区分。”

    潘程健认为,2017年中国超出预期背后有六个主要因素:消费、新的经济势头、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去库存化、生产者价格指数驱动的库存周期和利润增长。

    在这六个因素中,消费的贡献增加了。消费价格指数中服务价格的上涨超过商品价格的上涨,反映了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超出预期的积极因素。然而,还应当指出,2017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1%,比去年高出约1个百分点,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长了7.4%,比去年低约1个百分点(见图1)。这表明,2017年居民收入的增加与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利润增长有关。收入的增加更多地受益于资本所有者,即高收入阶层。

    真正影响消费的是中产阶级,

    第四,2017年1月至11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20.1%,其在全社会的投资份额已达到金融危机后“铁公基时代”(见图2)的水平,绝对规模远远高于金融危机后时期。

    此外,潘程健发现,购买力平价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贡献者,在各地区之间极其不平衡。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共入库公私合作项目14,000多个,其中上海4个,北京87个,广东175个,最发达省市266个。贵州省有1,832人,新疆有1,299人(见图3)。除了私人参与公私伙伴关系热情不高的老问题之外,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的基础设施投资值得关注和警惕。

    第五是房地产清仓。如果房地产清仓增加了居民的杠杆,他们也需要非常警惕。

    第六是生产者价格指数驱动的库存周期和利润增长。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上升了一年半。它能持续多久是个问题。

    潘程健认为,在2017年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的因素中,积极的结构升级因素只占一小部分,仍有大量因素包含推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泡沫。

    朱宝良从更长的时间里分析说,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风险因素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如政策刺激需求和杠杆率的提高,这些都需要集中解决。

    他认为,从2015年开始的一轮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供应方改革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是近年来促进经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鉴于2014年和2015年持续的经济低迷,中国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期间实施了约6次降息和6次降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资金、地方政府产业资金、公私合作等措施,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快。2015年3月30日的房地产政策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直到2015年才稳定下来。此外,没有供应方改革,就不会有这样的好局面。在过去的几年里,行政和法律手段被用来消除一些行业的过剩产能,导致价格上涨和库存周期上升。在发展新势头方面,通过放松管制和双重创新,新格式、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每年增加约2个百分点,这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没有外部环境的改善,就很难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朱宝良坦言,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有成本,这一时期积累的矛盾无法解决。

    首先,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现在上升或下降都没用了。情况非常尴尬。尽管房地产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并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它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成本。高房价使得新市民无法买房,影响了城市化进程。高房价也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压了其他居民的消费。

    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据朱宝良测算,2015年至2017年间,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含电力)上投资约38万亿元,其中7万亿元由政府出资,8万亿元由公私合营私人投资出资,其余20万亿元为政府隐性债务。如果加上这一块,广义赤字率将达到14%左右。“事实上,中国已经实现了6.7%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赤字高达14%,这太昂贵了。”

    朱宝良分析,从2012年开始,中国新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以支付利息,包括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利息。企业的投资依赖于信用货币,不能自我扩张和复制。

    他还发现,近年来企业利润增长迅速,增幅超过20%,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只有不到5%。

    从结构角度来看,吴歌对《财经》记者进行了分析,认为上游行业不会因为产能下降和工业品价格反弹导致利润增加而扩大投资。然而,上游行业产能过剩,政策不允许扩张。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挤压了中下游企业,但利润受到挤压,投资意愿薄弱。因此,由于总需求和上下游结构,制造业利润的上升并没有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长率的快速恢复。

    迫切需要打破这个话题。

    此时提出高质量发展不仅是风险积累后形势的要求,也是外部环境改善和经济稳定增长创造的现实沃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量化和衡量高质量的发展?这些难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根据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的说法,反对高质量发展的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以及过去超越经济模式。

    高质量的发展源于重大社会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的重大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辉分析,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首先反映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和经济发展不足。以京津冀协调发展为例,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北京第二,河北第十七。协调如此困难的原因是差距太大。其次,产业结构失衡,创新产业和高端产业发展不足。三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优质实体经济供给不足。金融和房地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上升,达到8.4%,超过了美国最高时期的7%。四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失衡,绿色经济发展不足。五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民生领域发展不足。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过程。它涉及三个主要层面: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势头。”杨伟民分析说。

    发展模式应从过去严重依赖能源、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以及劳动、资本、土地、资源和能源等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实现发展的模式。经济结构应该从过去以重化工、劳动密集型、房地产、矿业等行业为重点,以低端产业价值链为重点的结构转变为以高端产业价值链为重点,以新产业、新技术、新形式、绿色、低碳和循环产业为重点的结构。增长的驱动力应该从对要素的大量投资、中低端投资和消费以及廉价出口转向中高端消费、个性化和多样化。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往往陷入理论讨论,没有可量化和可衡量的指标。高质量发展与过去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绿色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过去的提法并没有改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唯一选择的局面。为了避免路径依赖,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目标系统

    事实上,一个新的国内生产总值算法已经在路上了。自2017年7月以来,国家统计局一直在逐步推动《财经》的实施。研发支出正逐步纳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据工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兼常务董事石成计算,2001年至2015年,中国修正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05个百分点,有效量化了新经济对投入方的贡献,鼓励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增加科研投入。

    东方金城研发部副总经理王庆向记者分析,一套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与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相比,目前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非常不足,缺乏准确性。他认为就业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包括实际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据报道,近年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定在1300万左右,中国每年都提前实现就业目标。2002年至2016年,登记的城市失业率保持在4%至4.3%之间。

    2017年前三个季度登记的城市失业率为3.95%,这是15年来首次低于4%。

    王庆建议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和绿色发展指数来衡量环境保护。金融风险防范可以作为金融稳定的指标,如宏观和微观杠杆率等。他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一套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复杂、更全面的指标肯定可以建立。

    2017年12月26日,政府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这对优质发展的落地意义重大。国家统计局根据资源利用、环境管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度七个方面的56项评价指标,计算出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这也是建立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尝试。

    吴歌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一部分是可以量化的,如就业、人均床位、人均教育资源、义务教育年限、各地PM2.5值等。另一部分无法量化,例如,人民对法制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人民对舆论环境的要求等。也需要定性评价。他建议,从单一的评估指标改为多样化的评估指标,并制定一个更符合当地条件而不是全面的评估指标,这将更加科学。

    至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杨伟民认为高质量发展是针对结构性矛盾,即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必须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和资源配置来破解。

    过去的需求结构与供应系统相匹配。这是一个由低端消费、出口和投资需求主导的需求结构。现在发生了许多变化。中高端消费快速增长,使得原有的低质量和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国际贸易的增长率已经大大放缓。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许多原本面向国际市场的产能已经成为过剩产能。目前,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等资产存量已经很大,高收益、高回报投资项目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投资需求的放缓,大量的投资产品产能已经成为过剩产能。

    杨伟民直言不讳地说,供应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表面上看,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似乎存在问题。事实上,这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产业、企业、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不平衡。

    例如,杨伟民说劳动力应该被分配到高效率的行业,但是很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宏观调控侧重于套期保值和反向监管的总需求,追求短期稳定。然而,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讨论更多的是基于结构调整,旨在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

    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去,当我们谈到减税和费用削减时,我们关注的是扩大需求和通过扩大赤字来减少税收和费用。然而,3%财政赤字的警戒线今年没有打破,明年也不会打破。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减少税费。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通过实力,而是通过结构优化来实现的。

    王庆告诉记者,预计2018年财政政策将保持积极,而财政支出将在三大战役中向精确消除贫困和防止污染倾斜。环保支出的年增长率非常不稳定,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30%左右的高增长率,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元。扶贫支出也将占更大比例。然而,基础设施支出的同比增长率可能低于总体支出增长率。

    据了解,在2016年国家财政决算中,节能环保支出仅占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52%,而扶贫支出则更少,仅占1.22%。仍然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王庆认为,在保持赤字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可以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中央政府对地方非法借贷实施严格监管,地方政府因融资平台无序借贷、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不规范而受到严厉查处。在堵住后门的同时,市场预计政府将打开前门,而地方独立债券发行将成为人们寄予厚望的前门。

    地方自发行债券分为普通债券和特殊债券,2017年规模分别为8300亿元和8000亿元。地方普通债券应包括在赤字计算中。如果2018年3%的赤字率保持不变,普通债券增长空间有限,行业将主要关注特种债券规模的增加,有些人甚至预测规模可能翻倍至1.6万亿元,从而缓解地方政府的迫切需求。此外,2017年,财政部相继启动了土地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试点项目。许多省份已经成功发行了这两种特殊债券。地方债务结构的优化也反映了发展质量。

    王庆预测,2018年货币政策也将保持稳定和中性。在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风险防范作为第一场硬仗的背景下,2018年金融去杠杆化和房地产监管的趋势将继续,M2将继续保持低利率增长,新的社会融资规模也将小幅下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容易上升和下降。在货币乘数接近极限的背景下,考虑到控制流动性风险,2018年可能会有适度的下降。因此,2018年,加息、降低标准、量价分离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新组合。

    许多受访专家认为,2018年将面临许多下行风险,2018年将不是防范金融风险、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和防范房地产风险的好年。然而,潘程健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就业。每年增加的新工作岗位数量是确定的,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意味着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就业也能得到满足。因此,应该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更高的容忍度。

    潘程健直言不讳地说,未来的分析应该更多地关注结构分析、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动机变化和对高质量发展的评估。政策还应更加关注消费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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